默许失业现象是否会引发国家经济危机?
在《通论》问世之前,凯恩斯用了超过五年的时间撰写多篇文章,阐述各国政府,尤其是他所关注的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英国从未真正经历过大萧条前的繁荣,这种现象被凯恩斯归因于他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所反对的错误汇率政策。就在1929年股市崩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之前,凯恩斯曾在大选中呼吁通过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来刺激英国的经济。
《通论》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为这类政策倡议奠定理论基础,试图将个人的主动行为与政府的集体干预结合起来,以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毕竟,《通论》的产生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其初衷在于解析资本主义历史上这场最为显著的经济灾难。如果凯恩斯仅仅聚焦于这个目标,他很可能会将论点聚焦在1920至1930年代的英国经济具体情况上,自然而然地承认垄断和寡头垄断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关键地位,并认为它们在价格和工资上拥有极大的控制权。这种看法显然与竞争性经济模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企业应顺应市场,价格和工资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
如果凯恩斯把论点放在当时的经济现实上,他可以引用关于垄断或者新型垄断竞争的理论,罗宾逊和哈佛的爱德华·张伯伦就是这些理论的重要提出者。然而,要想促使经济学界接受新的观点,20世纪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重要。就在《通论》出版不久后,凯恩斯曾给瑞典经济学家贝蒂·俄林写信提到:“不完全竞争的概念让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顺便说一句,罗宾逊女士在阅读我的书稿时并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联。”
有趣的是,过于关注经济现实可能会分散人们对是否需要新的理论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如果问题在于垄断或其他偏离完全竞争的行为,那么解决方法难道不是让经济更接近完全竞争的状态吗?这一主流经济学的长期信条不仅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晚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核心观点,还在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中,通过解除政府的“干预”来进一步放松资本主义的限制。
在1930年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自身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限制经济衰退的时间和严重程度,他们普遍认为经济衰退是一种有益的现象,因为它能够清理经济繁荣中产生的泡沫;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政府的任何积极行动都有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少数相信积极政府能弥补私营部门失败的经济学家,却没有形成合乎逻辑的框架来表达自己的分析和结论。通过将《通论》的论点置于竞争性经济的背景中,凯恩斯试图说服他的同行们,除了摩擦和不完全性之外,失业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试图通过使经济更符合教科书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做法是注定行不通的。
认为市场体系具备防止长期经济衰退的内在机制的观点,认为非自愿失业本身会导致工资的调整,这种调整只有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劳动力需求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劳动力供给达到平衡时才会结束。除了摩擦因素之外,主流经济学认为充分就业的唯一障碍为市场中某些主体所拥有的力量,(工会一直是这一理论中经常被提及的反面教材)或国家干预措施(例如失业保险和福利国家的其它收入支持举措)对竞争的影响。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永久性地阻碍工资率稳定在每一个愿意工作的工人均可找到工作的水平,但其治疗办法在于改善诊断本身。1936年与2020年一样,对更高质量和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的期待依然是应对市场失灵的良方。主流经济学家难以设想竞争市场体系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失灵,导致长久、严重且痛苦的失业。如果有经济学家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通常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异端。
相比之下,在1936年《通论》出版时,摩擦和不完全性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主流主题,以至于对基于摩擦或其他市场不完全性的新失业理论并没有太大的需求和兴趣。早在三年前,庇古教授就在一本广受关注的书《失业理论》中阐释了这一观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政府在应对摩擦性失业方面的政策建议并不缺乏,包括了公共工程等措施。
关于资本主义困境是表面性还是根本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新鲜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界的讨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经济观点上有三种相互竞争的看法。正统的共和党观点在20年代逐渐成型,主张政府无需干预一个曾经带来繁荣的经济。相较于肆意妄为的资本主义,另一种较为悲观的观点是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认为由于大企业高效能地主导经济,政府必须施加某种形式的监管。